众所周知■◆★★◆，自1945年现代多边体系建立以来，美国实际上一直是该体系的中流砥柱，尽管偶尔有退出该体系的威胁，有时也确实与联合国个别机构脱钩并拖欠会费，但它并未像对待早期的国际联盟那样抛弃这个体系★◆★■。

　　自二战后创立以来，这些机构的成员数量已增至原来的四倍左右◆★◆★；全球人口增长了三倍多；全球GDP增长10倍以上。近年来发展趋势包括■★◆◆：苏联解体；中国迅速崛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南非等中等强国的新地位日益凸显，以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希望在外交政策和发展战略中维护自身能动性和主权。而贵国曾以为能够主宰一个更温顺的世界。

　　这是一封由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马克·马洛赫·布朗写给新一任美国总统的信■◆■★■■，信中主要讨论了美国在多边体系中的地位变化以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美国应如何重塑领导力以应对全球格局的转变。

　　这是一种错位——实际上是优先事项的颠倒。按照联合国决议的要求◆■★■，推动俄乌■★◆■■、哈以间实现公正和平——尊重乌克兰的主权边界，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随后★★■★，再转向其他优先事项。承认长期的全球气候和贫困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冲突和移民问题威胁着我们所有人，包括美国人。对于愿担此重任的白宫继任者而言，这是一项堪比罗斯福时代的艰巨任务★◆■★★◆。

　　这一转变的明显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正在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0年，G7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占据了全球GDP的三分之二■■★■；而到了2022年★■■★■★，这一比例仅为43%。

　　当今，外交官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拐点。虽然我是在大选结果揭晓之前写下这篇文章■★◆，但坦率地说◆■★◆◆，这些外交官担心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会对多边体系的根基构成威胁。但无论谁在11月5日的大选中获胜——在此也提前祝贺胜者——这都无法改变全球权力格局与价值观趋同方面正在发生更深层次地转变，而这些转变如今正在联合国及其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伙伴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逐渐显现◆★★◆。

　　您或许不会单独关注这些后果中的任何一个，但总体而言，你应该知道◆◆■，世事难料■★■◆■，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到自己被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欺骗了，因为这个体系曾让它们的许多邻国得以率先踏上发展的阶梯。拜登关于◆◆★■■“近岸外包”和打造弹性供应链的说法◆■★■，对过往推动数十年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倒退。他在贫穷国家还未收获廉价劳动力带来的经济收益之前，就抽走了发展的梯子。

　　就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来说◆★，她作为拜登任命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一直在努力平衡两项任务：一方面要推动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行孤立◆■★★，另一方面却又要独自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辩护◆◆★。在联合国◆■，关于这两起事件中存在的双重标准以及对平民生命尊重程度截然不同的指责，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投诉内容。这种情况让拜登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倡导民主的努力显得过时且虚伪◆★。

　　可以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在财富创造和人均收入方面仍然名列前茅■◆★★◆◆。那些平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包括少数几个富得流油的石油国和其他小国——总人口加起来也不过2500万◆■◆。从奥运会奖牌到诺贝尔奖■★★■◆，美国依然人才济济，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都才华横溢，吸引着全球众多聪明人前来★■★。因此，领导地位仍然掌握在你们手中，除非你们选择放弃。

　　美国在多边体系中的地位正逐渐下滑，但尚未陷入完全的自由落体状态——至少目前尚是如此。若你们有意推动★■★◆，是否会使其跌入谷底★◆★★？或许有可能。但这不是被罗马包围的古希腊。你们的国防开支仍然是中国和俄罗斯总和的两倍。

　　在民主价值观方面■■◆◆，美国已经不再是过去◆■★◆“山巅上的光辉城市”。现在，推广民主似乎成了一种道德上的幌子◆◆★，用以掩盖美国更为愤世嫉俗、以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美国对弱国或敌国实施选择性制裁■★★■■，但对诸如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友国则网开一面。

　　与其说是期待，不如说是希望◆◆★，我建议您可以考虑接受美国目前多边态势的逆转◆★■：目前，美国在俄乌冲突和哈以冲突中处于攻势，但在其他问题上，包括次生冲突（尤其是在非洲和广大阿拉伯世界）以及发展和气候问题上★■★■◆，基本上处于守势；在后者上，美国虽频频敦促，但资金投入却寥寥无几，几乎与前任政府时无异◆■◆★■◆，或是出于绿色政策之名，草率部署，如反对全球南方国家至关重要的能源需求。

　　多边主义的未来似乎太过模糊，不应寄托于一次国家选举——即贵国的选举——的结果之上，但对于身处纽约联合国总部和其他地方的外交官来说，确实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现象。当美国的领导地位上升时，人们会指责其过度扩张；而当美国看似要退出世界舞台时，人们又迅速谴责其摒弃了重要的支柱★■★★■。

　　同样，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上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催生了一系列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其中包括规模庞大的《通胀削减法案》，该法案试图将美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却损害了众多美国贸易伙伴的利益；还包括设置高昂的关税壁垒，使得美国消费者错失了中国电动汽车可能带来的全球低成本变革的良机；以及阻挠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争端上诉系统中司法任命的进程◆◆◆★◆，从而阻碍了世界贸易体系基本治理机制的顺畅运行◆★◆★◆★。

　　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价值观有着更广泛的一致性◆■★★◆■。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先是在与苏联模式的竞争中占了上风，后来又在1989年后独领风骚■★★■◆，使得开放市场和民主得以迅速发展■■★★■。这一秩序是一项由美国领导★◆■★◆，同时得到了多边体系普遍支持的共同事业。

　　编者按：“致新一任美国总统的信◆★”是《外交政策》杂志发起的一项传统活动◆◆★◆★◆，始于1989年里根总统为老布什总统留下便条的先例。来自世界各地的思想家★★★■★，包括前政府官员、学者■★、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等■◆，会向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致信■★◆■，提出他们对关键问题的见解和建议■★★■◆■。这些信件涵盖了广泛的议题，如贸易、地缘政治、能源和经济等◆■■，旨在为新总统提供多元化的视角和思考◆■★★★，助力其在任期内更好地应对国内外的挑战。

　　但您必须明白，全球格局正在发生转变◆★★■◆。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美国不再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名■■◆■◆，而是一个在多边体系中摇摇欲坠的第一，并且在应对全球更广泛的思想和政治变革时，对任何垄断领导权的主张都心生反感。正如莎士比亚在其关于王位继承与权力的伟大戏剧《亨利四世》第二部中所言，“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美国日渐收紧的贸易体系在国内非常难得地获得了两党的共同支持，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希望打破这一局面，重回美国早期领导地位的时代★■■。奥巴马总统的多边主义成绩单可谓喜忧参半★◆◆■，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处理诸如阿拉伯之春等政治和安全问题时显得犹豫不决，尤其是在叙利亚和利比亚局势动荡之后。然而■◆■◆■，在经济和贸易方面，他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从七国集团向代表全球约85%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十国集团（G20）转变。同时■■，他也积极推动与亚洲的经贸关系，并致力于达成一项贸易协定，尽管这项协议在他的任期内因美国未能持续参与而未能完全落实。据说，他私下对联合国行动迟缓及其沉重的历史包袱感到不满■★◆◆，但同时，他积极倡导围绕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二十国集团，重新调整多边主义■◆★★◆◆。

　　不要指望一开始在国内不受欢迎的事情在国外就会受到追捧★★◆。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在不可避免地相对下降。在多边体系中，你将受到其他人的挑战★◆■■，而这些挑战是你的前任们可以忽略不计的，但你必须说服自己，说服你那充满刺头的“美国优先”国会★■■★■，无论是人还是共和党人，相信国际挑战也能带来积极影响。亨利四世曾为自己王位坐得不稳而懊悔■★◆★，但在叛乱和挑战中，他不仅执政时间远超可能的任期，还开创了延续三代的兰开斯特王朝。美国无需现在就放弃其领导地位◆★◆。

　　您或许想用“自由★◆★”一词来替代★■★■“民主”。在最近的美国总统竞选中，这一点引起了共鸣★◆。《联合国》沿袭了罗斯福在1941年首次提出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您的政府不应仅仅局限于狭隘地要求效仿美国存在缺陷的选举制度★◆■■◆★，而应当引领这一更为广泛且包容的框架建设◆◆■★★，尽管这一框架目前仍排斥中国和俄罗斯。这将是一场旨在重振美国领导力，恢复其中的同情心和平衡，并再次凝聚全球大多数国家支持的行动◆★★◆★。

　　长期以来，这种摩擦相对较少的和谐关系很少受到关注，但这恰恰体现了美国民众对联合国普遍持有一种温和（即便不深刻）的态度★◆■■◆◆。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称，2024年有52%的美国人对联合国持正面看法★★■■，您可能会对此感到惊讶。实际上，从维和行动到发展援助，联合国一直是美国历届政府在全球管理方面一个有用的合作伙伴。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设想的那样，美国在1945年后被迫成为了世界警察，亟需得到协助，多边体系正是为此而设立的。

　　在诸如北约这样的欧洲论坛上，你的前任总统乔•拜登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胜利者。特别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拜登的领导力为跨大西洋的欧美关系重新注入了活力。但在多边层面，对于这位传统的大西洋主义者和亲以色列总统的回归★■★★■，人们的态度却十分矛盾。他认为的优先事项不一定会被世界其他许多国家所认同。也许★◆★◆，现在正迎来一个契机★◆★◆★■，可以推动全球力量向其他地区实现再平衡★★。

　　然而★★◆■★，更根本的分歧在于■◆★◆★，对美国有利的事情■★◆★，对世界其他地区并不总是有利的。这一危险的分歧既体现在政治和安全优先事项上，也反映在经济和贸易上——也就是价值观。